1944年，地下党员周迪道因叛徒出卖，被日军俘虏，就在这时，他灵机一动，竟主动向日军投降：“太君，我愿意为你们办事。”
1944年初，在余姚陆埠刺骨的寒风里，新四军战士周迪道被推到了生死边缘，告密者的耳语换来了日军警备部的倾巢出动，在审讯室那昏暗的灯光下，老虎凳、烙铁、还有刺入指甲缝的竹签，轮番折磨着这个化名为“朱人达”的南山财经委主任。
肋骨断了三根，但他吐出的每个字都像铁钉一样坚硬，直到叛徒站在他面前，那张熟悉的脸撕碎了最后的静默。
身份藏不住了，既然死局已定，周迪道在剧痛中极其冷静地完成了一次赌博，他迎着宪兵队课长铃木政一的目光，微微欠身，吐出了一句让日后无数战友惊愕的话：“太君，我愿意为你们办事。”
这并非英雄末路的变节，而是一场长达15个月、代号为“400”的猎人游戏的开场。
周迪道当时的秘密家信传到了根据地领导谭启龙、何克希的手中，那是一份“入地狱”的请战书：要么允许我假降潜伏，要么我此刻就去拼个鱼死网破，组织看中了日军核心区域的情报空白，回信落款是一个化名——“何静”。
指令只有一条：在敌人的心脏里埋下雷，于是，宁波街头出现了一位吊儿郎当的“朱先生”。
他是铃木政一器重的“八大密探”之首，出入酒楼，满口生意经，为了让这出戏演得更真，组织派出了20岁的女战士徐笑奇，她烫起卷发，套上时髦的旗袍，化名徐国芬，这对“汉奸夫妻”在宝奎巷租下小楼，房东竟然还是铃木的干妈。
徐笑奇每天在阔太太们的麻将桌上捕捉兵力部署，周迪道则在宪兵队里玩弄着高明的“时间差”游戏，他给铃木提供的情报全是真的，但永远迟到半小时。
当日军宪兵杀气腾腾赶到新四军会议现场时，只剩下尚有余温的茶杯，铃木不仅不怀疑，反而懊恼自己行动太慢。
周迪道的逻辑很简单：既然当了汉奸，就得有汉奸的横样，他盯上了伪商会会长袁端甫，在南华大酒楼的酒桌上，周迪道轻飘飘地揭穿了袁向重庆转账的秘密，那是1.2亿伪币的敲诈，也是新四军前方将士的药品和布匹。
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44年12月8日的宁波火车站，徐笑奇手里那只沉甸甸的棕色皮箱里，躺着20公斤足以把车站送上天的黄色火药。
检票口的刺刀闪着寒光，眼看就要开箱，周迪道却神色自若地把箱子塞进了一旁的特高课长木场手里：“太君，帮我提一下，这可是发财的黄货。”
木场不仅提了，还因为箱子的沉重对这位“朱先生”的生意经深信不疑，那一刻，日本军官成了新四军的搬运工。
潜伏不是请客吃饭，1945年4月，因为后方报纸的一篇误刊，铃木的“厌战”情绪被公开。
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了整个小组，周迪道没有辩解，而是利用房东干妈的耳边风，顺水推舟将锅甩给了消失的伪乡长阿比，一场灭顶之灾，被消解在日军内部的相互猜忌中。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，当那些不可一世的宪兵在广播前发抖时，周迪道献上了职业生涯最后一场表演，他对着司令木场声泪俱下地控诉，担忧自己因为“效忠皇军”被国人清算，木场在幻灭的愧疚中，亲手把电台、机枪和迫击炮送给了这位“忠臣”。
十几天后，401小组带着100多名反正人员，押送着大批重武器，全员无损地回到了四明山。
那只棕色皮箱如今躺在纪念馆里，箱面上的每一道划痕，都刻录着那种忍辱负重的孤勇，周迪道和他的“400小组”在魔窟中守望了450个昼夜，那种胜利，不是靠扣动扳机，而是靠在敌人眼皮底下，把灵魂淬炼成最锋利的暗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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